香港六合彩公司是香港马会奖券有限公司委托香港赛马会经办的一种奖券游戏。自一九七五年推出以来，香港六合彩为港府库房及奖券基金带来超过二百四十亿港元的收入，多年来惠泽无数慈善机构。过去二十八年来，香港六合彩奖券基金的拨款总额超过七十四亿港元，向政府缴付的奖券博彩税总额超过一百六十六亿港元。
香港六合彩博彩业非常发达，凡是挨上彩票营销的人都有钱可赚，因此一度卖彩票的摊店如麻雀馆、牌九馆等遍地都是。香港六合彩彩票的合法化是在1958年。当年一次立法会议上，有人提议开办马票摇彩，用以筹集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为了推行这项成本低、风险小、获利大的彩票行业，香港政府在1975年成立了“政府奖券管理局”。
1976年7月2日，“政府奖券管理局”宣布开办“香港六合彩”。所谓“香港六合彩”，是买彩票的人在1至36位号码中因传统花会赌共36门，自选6个号码投注，每注为港币2元。
开彩的办法，是用摇球的方法粤语叫作“搅珠”，把36个写有号码的球，摇出6个号码及一个特别号码。如果买彩票的人所选的号码与摇出的6个号码相同，即获头奖。只要号码相符就行，不管数序，既简单，中彩的机会也多。如果只中得5个号码及一个特别号码，便获二奖。如果只5个号码对上号，则获三等奖。奖金为四六开，即奖金占售出彩票总款额的六成，发行者截留四成。奖金金额的分配：头彩获两成一人，二彩两成共10名，三彩也是两成，共100名。为了引诱买彩的人，主管部门曾将“香港六合彩”的奖金额屡次加大，到1983年，已提到头奖获四成的高奖，二奖减少为一名，奖金为一成，三奖设定五名，也共得一成每名获2%。特别奖金是奖给四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码相符者。如仅四个号码相符，可获安慰奖。特别奖与安慰奖的奖金，在六成中先扣除，然后再定头、二、三彩奖金额。由此，不难看出，“香港六合彩论坛”的特点在于：即表示用六个号码兑奖，又表示用发售彩票的六成作为奖额奖金额曾屡次增高，但六成的额度从未变动。
●濠江野兽家畜脑筋急转弯●
从乡村到城市，从村民市民到官员干部，地下“六合彩”北上两年多后出现新动向，亦遭遇政府狙击。
护士拿着注射器和针剂走过来，病床上的壮年男子开始向后畏缩。
“不！不！不！”护士早有准备：“来，给你宝宝奶昔。”病人安静了，针剂缓缓流入体内。护士拔出针头，病人在她身后喊起来：“还要一只，还要一只！”
这是湖南省岳阳市一个县精神病院里曾经数次上演的一幕。
这样的病人自2002年开始，不止一个。
“宝宝奶昔”是动画片《天线宝宝》中的情节。在许多地下“六合彩”的彩民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天线宝宝》的制作单位与香港六合彩公司有关联，因此片子里暗藏“特码”，遍布“玄机”。于是，《天线宝宝》成为许多码民头脑中的财富天书。对其语句、情节的反复揣测，让不少码民神情恍惚，连续失眠。据当地媒体报道，截止到2003年下半年，岳阳市已经累计有150多人因沉迷“六合彩”而心理失衡，导致精神障碍。
这只是“六合彩”影响的冰山一角。
从2002年开始，地下“六合彩”进入人们的视野。它像旋风一般从南部沿海一路北上，进入湖南、湖北等地。当时本报即作了《警惕：“六合彩”北上》的报道。
两年之后，此风未息。更让人警惕的是，地下“六合彩”从乡村蔓延至城镇乃至于大中型城市，而其腐蚀力度从村民市民直至官员干部。
6月17日，湖南省召开打击地下“六合彩”的工作会议，宣布在2003年9月到2004年4月的全省集中整治中，查处“六合彩”案件1万余起，特别是查处了684名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中开除党籍48人，留党察看40人，开除公职23人。
农村向城市蔓延
每逢星期二、星期四及隔周星期六的晚上8时45分，就是香港六合彩开码的时间。
岳阳市。出租车司机老唐绕城空转了几圈，干脆把车停在火车站广场上，和其他几个百无聊赖的司机聊起来。“反正7点到9点也没有生意。”
有人掏出手机打电话，随即传来线路正忙的提示音，“忘了，开码的时候电话哪打得通？”
一户普通的民居中，小林的母亲从晚上7点开始就显得坐立不安。茶几上的便签簿和记录本上，写满了数码和算式。快到8点的时候，她急匆匆锁上了自己房间的门。“在里面打电话报单呢！”小林兄弟自管开饭，已经见怪不怪。“要赶早，稍晚一点电话打不通。电话里连名字都不用说，彼此都熟，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
晚上9点过后，岳阳市三角线一带，密密挤挤的低矮铺面里，中断两三个小时的麻将声再度响起来。阿丽在她不足10平米的杂货店里遗憾不已：“只差一点就中了。”她和朋友凑在一起，看一本封面上印着“2004年全本”的红皮“六合彩”码书；在这个兼作店主卧房的屋子里，除了这本书和几张“六合彩”码报，不再有其他的印刷读物。
不远处的桥头上，几个人聚拢到一起，其中一人手中提着一只墨绿色的密码箱。他们顺着桥的方向走向小巷深处，有说有笑，旁边打麻将的男子瞥过一眼：“中了，兑钱去了。”
阿丽摇头叹气：“这期没多少人中的———街上冷冷清清的嘛。中了就都出来吃宵夜了，不中就蒙着被子等下次———没钱出来吃宵夜了。”
每到开码的时候，超市人流锐减，和其他时候相比，营业额要少25%—30%。
这就是“六合彩”影响下的一个城市的生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六合彩”悄悄地进行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演进。
最初，正是南下的打工者们将这种俗称“买码”的博彩方式带回家乡，时间大概在2002年左右。在致富之道匮乏的农村，很多人把它当作一个从天而降的神话。
随后，它迅速地蔓延，像田间的野草，借势疯长。
“在农村形成一定的气候以后，一股风一吹就到了城市。”
至2003年上半年，地下“六合彩”在岳阳市城区形成高潮。很多人都还记得那时候的场景：满眼码书码报，茶座和店铺里，人们大谈特码，地下“六合彩”出现全面公开化的趋势。
“相见不问好，开腔言生肖：上期已出牛，这期该马跑？输者长叹息，赢者怨注小。田亩少人耕，沃野生蒿草。电视及时雨，码报如雪飘。遥望买单处，人如东海潮。”
地下“六合彩”从农村来到城市，意味着它吸取的对象，已经从农村相对贫乏的剩余资金，转为城市相对富集的民间资金。对于地下私彩，后者能够比前者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六合彩”对社会资金的抽取，曾一度使得银行资金运转都成问题。有的县级银行和信用社从2003年4月开始停止向农户贷款，他们已经分不清楚，对方贷款到底是为了做什么？
显规则与潜规则
正规的“六合彩”实际上是香港“六合彩”公司经营的商业性博彩项目，经港府注册批准，在全港发行。
而在内地不少地区蔓延的地下“六合彩”，仅要求码民在1—49中选出一个数字，如果符合当期香港“六合彩”开奖的特码，就可获得40倍于所押赌注的奖金。这样的外围博彩方式，在香港本地也是被禁止和打击的。
一码定乾坤；1∶40的赔率———地下“六合彩”的显规则，就简单至此。
49个数字，被人们赋予了形形色色的聚类依据和组合方式。比如不同的数字分属十二生肖中的不同动物，还比如按单双，按五行，按“红波”、“绿波”、“蓝波”划分，等等。
各种渠道的传言让“信息不对称”的码民相信，特码是在摇奖前就已经定了的。他们把种种认为隐含特码的暗示信息，称为“玄机”。码书码报的主要内容就是分析“玄机”。
平江县伍市镇的刘爱莲这样解说《天线宝宝》中的“玄机”：“它要是演小孩洗澡，嘴里还念叨着‘用肥皂洗干净’。你就该想了：肥皂在老辈人那里叫‘洋皂’，那这意思就是要买‘羊’！”
32岁的岳阳市妇女冯路说：“现在买的人多了，‘玄机’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好猜，现在呢？如果特码要出‘鼠’，它玄机就告诉你‘蛇’。”冯路的表情，透着谙熟其道的暗喜。她是铁杆码民，下岗后无事可做，时常买码。
在地下“六合彩”的实际运作中，至少有三种角色不可或缺：码民、写单者和庄家。
写单者承担着类似于彩票投注站的作用，在很多集镇和农村，他们用一张复写纸写出一式两份的小纸条，如：“38，200，2004-6-29”———表示买码者在2004年6月29日以200元赌注押38为当期特码。如果当期香港“六合彩”特码是38，则码民应获得8000元奖金，否则就意味着输掉了200元。写单者和码民各执一份，两个数字加上日期，就能构成交易凭据的全部。
之后写单者联络上线庄家，转报手中的押注情况，同时从庄家那里抽取码金的10%作为酬劳。
庄家相当于地下“六合彩”的经营者。他们根本无需与香港“六合彩”公司有任何关联，只要能收到码民的“报单”，按照开码结果支付奖金即可。
实际上，一个庄家往往联系着若干写单人。因此，码民、写单者和庄家由下至上，形成一个近似树状的层级结构；顺着这个脉络，码金源源不断地从树梢向根部———也就是庄家的手中汇集。无论什么数字中特码，庄家赔的概率总是小于赚的概率。
地下“六合彩”的现实，却远不如其显规则这样明晰、简单。大量写单者扣下码民的码金，如果确实未能中彩，这部分码金就成为写单者的纯收入。这就是“吞单”。
“报单”本应是现金交易，但事实上因为上下环节都是熟人，大量码民空口报单(飞单)，一个电话说一声：“这期我300元买15，100元买24，100元买41。”就宣告着一笔500元的买码交易已经形成。开奖后，如果所押3个数字无一中彩，则买码人与写单者之间形成500元的债务关系；如果其中数字24中彩，则意味着写单人须返还买码人3500元。
地下“六合彩”的潜规则意味着：每一个环节，都是一场赌。
这样的潜规则，是其风行之初无数悲剧的起因。不受法律保护，又无确切凭据，很多寻仇事件，是因为“吞单”赖账或者庄家赖账；很多自杀事件，是因为“飞单”积压过多导致倾家荡产。码民、写单人和庄家，任何两种角色之间，都可能产生债务纠纷，严重的就酿成流血事件。
更让人警惕的是地下“六合彩”与权力“挂钩”，侵蚀基层权力组织。基于此，湖南在打击“六合彩”的行动中，特别密切关注和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的所作所为。
2003年3月，平江县伍市镇派出所门前围了几百人，原因是有码民买码时中了近20万元钱，奖金却无法从写单人那里兑现。后来在追查此事时，查明伍市镇派出所副所长姚笑平充当地下“六合彩”保护伞。
目前已查处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很大部分集中在派出所，恶劣的是做黑庄(只收钱不兑奖)，还有很多是充当保护伞。除了执法人员之外，还有少数教师、一般公职人员、乡镇干部因买码被查处。此外政府干部及公务员的家属直接参与地下“六合彩”，其中有一些是地下黑庄。
某些贫困地区的派出所，平日办公经费捉襟见肘，因为打击地下“六合彩”罚款而获得了相对稳定的财源。有一个县南部买码成风，北部相对平稳，北部乡镇的一些派出所干警就托人联系调动，希望能去“打码”地区的派出所工作。
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乡镇派出所所长说：“没有几个是严格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罚的。有人能交得起5000，有人连300都交不起，你能怎么办？”
一些基层派出所与地下“六合彩”之间，很自然地派生出利益关系。“打码”的动力在乡镇一级面临挑战。
更让人忧虑的是，目前已经出现数起财务人员挪用公款作为码金的案例。岳阳市的一名银行工作人员，6月29日从所在银行提出30余万元公款用于买码，所押号码无一中奖。当晚，绝望中的她企图自杀，被丈夫劝住，随后到派出所自首。
“六合彩”的心理土壤
平江县十字街头，人流如织，商铺繁忙。
张春芙在这里开一家服装店，她说：去年生意险些做不下去，人们不买吃不买穿攒下钱来买码；今年情况有所缓和。按照她的理解，是因为“好多人已经没有更多的余钱去买码了”。
2003年4月3日，平江县码民从虹桥镇信用社取走资金320多万元，第二天，这笔钱全部流向广东，制造了该镇有史以来首次金融危机。在县级市汨罗，凡买码日通过当地邮局汇往广东、香港的资金日均约500万元。资金被疯狂地“抽空”。这个阶段，主要是广东、深圳等地的幕后庄家大量获利，直到今天，岳阳市的码民依然称他们为“红庄”，以此区别本地腰包欠丰、“小打小闹”的黑庄。事实上，这些所谓的“红庄”，有不少都是坐阵沿海的本地人。地下“六合彩”近两年的疯狂积累，已经养肥了一批这样的“抽血机器”。过去8个月中，湖南省警方多次南下广东，抓捕幕后庄家。
2003年5月，岳阳市打击地下“六合彩”联合办公室正式挂牌，并向市民公布了举报电话，奖励额度高达5000元到1万元。接下来，下发文件，召开会议，各部门联合行动。一时间，城市置身于“全民打码”的气氛中。
4至5个月之后，钻出地面的地下“六合彩”被打回“地下”。
与此同时，地下“六合彩”自身也发生着变化。
能够用于投入的剩余资金少了，以身家性命相博的少了，极端的惨剧少了。人们的心理也实现了相应的调试，地下“六合彩”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地层。看上去，它甚至在“平稳地运转”。
“六合彩”风行之初，为了减少风险，有的写单者甚至雇人用手铐看管庄家，直至开码兑现。流转环节之间的风险，提高了地下“六合彩”的交易成本。
而现在，为了共同获利，这个链条的每一环节已经开始自觉维系其他环节的利益。目前私彩最常见的交易方式，就是一个电话报的“飞单”。
一位庄家说：“码民报‘飞单’一般都得吃下，要不然他会觉得你‘量浅’，以后不报给你。开了码最好尽快兑现，你兑现得越快，人家就会觉得你这庄家越可靠。现在写单的不好找，要给他们付押金才能从他们手里收单。另外，欠账在外也是很正常的事。有的是明知要不回来的。”由此，无凭无据的口头交易因为庄家之间的竞争，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规范起来。
依托“六合彩”，他们正在有意识地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地下“六合彩”的交易成本大为减低。
简单至此，隐蔽至此，打击侦破几乎无据可依，更无现场可攻。
从“私彩违法”，到“见怪不怪”，再到今天“只有清心寡欲的人才会不买码”。地下“六合彩”的心理土壤，在短短两年之内发生了巨大的逆转。
昂贵的“铁拳”
“打码”，是地方政府对治理地下“六合彩”行动的通称。
随着2003年5月岳阳市“打码办”成立，各个区县的“打码办”也都相应挂牌。
岳阳楼区是岳阳市的地下“六合彩”重灾区。从“打码办”挂牌以来，已经进行了100多次“铁拳”行动，每次涉及警力上千人———逢开码日即出动。对一般买码的群众，主要是教育引导，对写单和坐庄的人，实行民事或刑事处罚。
因此，在码民的眼里，自己几乎完全不存在被查处而蒙受损失的风险。即便是写单者和庄家，“交了钱也都能出来”。
岳阳楼区“打码办”主任卢斌峰说：“‘打码’在法律依据上的困难是很明显的。批捕、量刑，一般都只能依据赌博的有关规定，印制散发码书、码报的，算是非法经营。”
“打码”更是一本账。岳阳楼区政法委副书记张跃焦说：“‘打码’的成本是很大的。不说别的，乡镇联防队员出动一次，多的不算，只按一人一碗面来说，也得200多元。”
2003年财政年度，岳阳楼区“打码”开支近300万元。
最后的现实是：罚款成为最常见的处罚手段。无论村民还是市民，对于“打码”行动最常见的第一反应是：“交钱就能出来。”
当地的一位官员提出一个问题：目前打击难的一个因素就是“六合彩”在地下，隐蔽难寻，如果让它走到“地上”，是不是能更有效地进行规范管理，国家还能有相应的税收？
与此相联系的是，目前的公彩为什么不能占领彩票市场？私彩何以能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兴趣？
“公彩原来还可以，私彩起来以后生意受影响挺大的。”一个彩票投注站的老板说。
2002年之前，这个彩票投注站一年约有20余万的发行量，近两年来降到了十几万。
2003年截至6月，岳阳市福利彩票发售达到了1700万；而2004年同期，连1000万都没有达到。“我们损失了一些老彩民。”岳阳市福利彩票募捐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任国祥说。
“福彩、体彩即使中了，也就是几千块钱，能中到上万就很不容易了，500万虽然多，但也就一个人中。私彩不一样，只要你买的大，中多少都有可能。”经营彩票投注站的老板不无苦衷，“看看，现在公家的彩票又闹出舞弊的事情，我们是越来越难做。”
任国祥说：“香港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彩票文化’，对于个人投资博彩的额度上限有专门的规定，市民的心理也能够承受；在欧美大国，购买彩票的人口达到70%以上，彩票发售系统通过身份证号码将个人投资额限制在特定数量之下，而我国彩民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大约为5%。显然，我们国家的现实不同于这样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
1990年代，我国就有了彩票立法的呼声。任国祥认为：地下“六合彩”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更加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促使决策层将有关的思考提上议事日程。（徐楠 赵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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